張 復
這個地方帶給了我許多困惑。那些寬敞的馬路、高大而筆直的法國梧桐會讓你覺得自己置身於一個像巴黎的城市。對於後者，我雖然也不甚熟悉，卻知道在那兒可以期待什麼，或者因為得不著什麼而懊惱。在西安，我並沒有任何期待，卻被眼前的景象給弄迷糊了。
當地人看起來並不像我一樣有著困惑。也許他們正忙著處理眼前的問題而無暇體會我的感覺，比如說，如何慢條斯理地穿過寬敞的馬路，如何拉著拖板車繞過障礙物，如何開著汽車突破行人或自行車的重圍。在這個都市，勤按喇叭是有必要的，雖然這麼做並不會讓人避開車子，而只是讓司機提醒自己正開進一個需要專心駕駛的地方。
更讓我感到困惑的是，這裡的人似乎沒有理解到，眼前的世界正面臨著巨大的改變。你無法使用「他們正在忙碌」的講法來打發這個重大的議題。我曾經讀過一個理論。它說：地球的陸塊在不斷地移動，候鳥卻不明白這個道理。牠們持續從一個地方飛向另一個地方，起先也許只跨過一道狹窄的海域，卻不曉得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海域在逐漸地拉寬，最後寬到人們無法理解，這些傻鳥們為什麼還要冒險飛過。我不確定這個理論是否正確，卻覺得它足以解釋我的困惑。
剛從機場出來，困惑就在我的心中產生。那是晚上十點的時候。在新建的高速公路上，我幾乎看不到任何車子。來接我的親戚告訴我，這條路目前只酌收三塊錢，等車子多了以後會增為五塊錢。低廉的通車費並不能阻止我們的車子獨霸這條路。後來有一輛遊覽車趕上我們，不久我們又走到它的前頭。兩輛車並不在競賽。正好相反，它們都不想讓自己開得太快。第二天，我坐在另一輛車上，發覺司機也謹慎駕著車子，對於路上出現的路突，更像呵護般緩緩行駛而過。後來我問清楚這裡的車價。那可是生活費的好多倍？我沒來得及換算。
這讓我想起了自己第一次開車駛入高速公路的經驗。那還是在美國的時候，我剛買下一輛二手車。當時我只有學習執照，妻子則什麼都沒有。我們卻欺騙自己，只要有另個人坐在車上，就可以合法行車。我們事先在地圖上找出一條偏僻的路線，既可以躲避行車又躲避警察。在回程上，車子行經一座高架橋，下面是高速公路。我在路牌上看到我們住的地方。那地名必然對我產生了某種吸力。我還沒來得及思考，車子已經往斜斜的引道開去。在逐步加快的車子裡，我看到黃昏的陽光穩定地照射在後視鏡上。回城方向的高速公路，上頭連部車子都沒有。我的車子在持續加速，橘黃色的陽光也盯牢了車上的引擎蓋。剛駛進高速公路的一瞬間可真過癮，到現在我都還記得。
親戚說，現在的空氣裡正飄著從黃土高原吹來的沙塵。這其實是我剛下飛機時就注意到的狀況。沙塵在高速公路的上方形成一層薄霧，還暗自向車裡滲進一種不怎麼好聞的味道。我在心裡慶幸自己對這個地方並沒有什麼期待。路牌上出現了「寶雞」、「臨潼」的字樣，帶給我似曾相識的感覺，卻又像書寫這些地名的簡體文字那麼陌生。我順口問親戚，這兩個地方有些個什麼歷史，卻發現他也答不上來。
高速公路的末端接上前往西安的道路。馬路的兩邊出現了房子，內外都是黑漆漆的，我無法確定裡頭是否還住著人家。後來我看到了燈火，卻點在屋外頭。我看到有些人坐在燈火旁，在吃自家的宵夜還是生意人提供的，我卻無法分辨。對於我，這是一條從國際機場前往西安的通道，坐在那兒吃飯的人卻好像無視於這條路的存在。這讓我想起了阿拉斯加公路。環保人士說，那條貫穿南北的道路無形中阻絕了動物的活動空間。我想像著那些動物用漠然的眼神看著公路的興建、完工到通車，卻不曉得自己的未來已因這條路而改變。接著，我又在某個房子的前側看到一個敞著的門，是由鐵條門來開闔的。現在這種門在台灣已不多見。我們的車子在轉彎處沒有慢下來，這提醒了我，剛才所經過的路口都沒有紅綠燈。
車子開進城了。親戚要我留意我將出席的討論會場。那是一個五星級的酒店。我嫌那裡貴，沒有在裡頭訂房。我看了一下它的外型，覺得無論從什麼角度都不值得那樣的房錢。這酒店是外國人來此投資設立的。就像英國人在各個殖民地所建立的俱樂部一樣，西方人永遠依照自己的標準蓋房子，而不顧及在該地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對於這種堅持，你能說什麼呢，除了他們的傲慢？
有了某種奇怪的情懷作祟，我開始對自己將下塌的酒店產生了期待。然而越有這樣的期待，我越不敢認真，反而提醒自己必須面對可能的失望。我的人生有過太多的失望，我自信已懂得如何應付。因此，當我下了車，抬頭看親戚指著的那二十多層的建築，我立即說：「好高啊！」後來我發覺，在任何必須表達意見的場合，我都會毫無保留地予以讚揚。
年輕的時候，我曾經跟一位國外來的親戚談過話。他在美國長大，只能使用英語交談。我跟他唯一的關聯是我的舅爺爺，也是他的父親。後者長年在外國擔任外交工作，最後死於漢城的一場火災。他的遺體送回了台灣，在美國的親屬也趕回來奔喪。那時我正在大學唸書，對於可以跟這位只講英語的親戚交談視為莫大的挑戰。坐在計程車上，我聽到他不停地讚揚自己所見到的台北。他稱讚這個城市多麼清潔，一大早就有人在人行道上清掃。我正羞愧自己的國家還停留在使用人力的階段，很訝異會聽到這樣的讚美。我反問他，美國人不清掃人行道嗎？他搖了搖頭。後來，我瞭解事情確實如此。不僅美國如此，現在的台北也如此。清潔車只照顧馬路，不照顧人行道。
在電梯裡，我站在一群人的身邊，聽到他們用我熟悉的北方口音交換著簡短的話語。聽到人講這種話，我總覺得他們的年紀比我大。這樣的判斷一開始並不離譜，隨著年月的增加可越來越錯。我保有這樣的感覺只因為這些人所使用的語言也是我父親所使用的。現在，父親那一輩的人已經老了、甚至去世了，下一代所使用的則是不同口音的語言。我住過許多地方，沒有培養出任何代表我身份的口音。每住一個地方，我學得一種口音，並不會使我取得當地人的認同，只影響了我學下一種口音的成效。因此，我在客家人面前模仿他們，他們卻以為我在講英語。
親戚把我送進酒店的房間裡，並且指著他已經放置在桌上的兩盤水果。這讓我由衷地感動。我特別喜歡當中的兩個石榴。在美國我曾經吃過這種水果。照片裡還留下我的女兒墊著腳尖向我討石榴的模樣。那時她只有一歲多，見了什麼都想吃。後來她看到那張相片，已經記不得當初在跟我要什麼。
我把自己準備好的禮物送給了親戚，很慚愧到了香港機場才想到禮物的事，而且不確定帶來的東西是否實用。然而他們並沒有在我的面前打開禮物來看。我知道他們不這麼做並不表示不在乎。小時候，如果我搶在客人面前探視送來的禮物，事後一定會遭媽媽毒罵。現在我卻懂得為什麼外國人會喜歡你在他們面前拆開禮物，這樣他們可以想像你以後使用那東西的模樣。那可能是送禮物的唯一樂趣，我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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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坐上親戚為我們安排的車。在一條大街上，我看到路的兩邊各有三排法國梧桐，路中間還穿插了一排西洋杉。這也是我的困惑開始加深的時候。你看到這麼寬敞的馬路與美麗的街景，卻沒有看到讓人由羨而生妒的市民。在巴黎，你可以看到藏身於玻璃門後的餐廳、咖啡廳或雜貨舖，你可以跟那些不會講英語卻不覺得自己有什麼過錯的店員打交道。在瑞士或德國，你可以碰到英語講得比你好的當地人，告訴你到哪兒搭車或者一瓶礦泉水值多少錢。在西安，你卻覺得街上走的人並不住在那兒。即使住在那兒，他們只從搭設的佈景前走過。佈景是用來拍戲的，想看戲的只有你自己，跟他們無關。
我坐在車裡看著西安街道。這是星期天的早晨，街上卻找不著屬於這種日子的慵懶氣息。有些老人走在行人道上，手提著塑膠袋，袋裡冒出一棵長長的綠蔥來。大清早出來只為買如此簡單的菜，提醒了我這城市裡還有許多人家沒有電冰箱。兩個年輕女孩穿著好看的衣服走在馬路中央，左右來往的車子讓她們一時無法離開那裡，她們便在分道線上奔跑。還有些個中年男人坐在三輪板車上抽煙。後來我打聽出，他們多半是遭國營企業解雇的工人，靠臨時拉些東西來過活。三輪板車是營利工具，需要拉自家東西就只好用手拉板車。我們小學的校工也用這種車載運報廢課桌椅。他拉這車的時候，你最好站遠些，那時他的脾氣最壞。
街上的人各有自己使用馬路的方式，卻能併行無礙。唯一顯現得氣急敗壞的是個老頭。他在我們車子緩下的時候走過來敲玻璃窗。我問親戚這是怎麼回事，才知道老頭在使用毫無技巧的方式乞討。往後的幾天，我在更多的地方看到乞討的人。他們的方式各異，唯一欠缺的就是技巧。後來我瞭解到，他們多半是從鄉下出來的人。你可以想像得到，出來乞討並不是他們的初衷。我聽說有個壯漢已經餓了兩天，只要有人給一碗羊肉泡饃吃，他就願意幫人幹整天活。
親戚告訴我，這地方（關中平原）的氣候型態固定，該播種的時候就下雨，收割的時候必然天晴。老天如此眷顧，把此地的人弄得十分疏懶。這似乎也反映在我看到的人身上。一大早起來，三輪板車伕雖然已經跨在坐蹬上，臉上卻沒有著急的神色。這跟我過去看到的車伕不同。後者總擔心自己的生意被一旁的車伕搶去。你一招手，就有好幾個人同時回應，都在說，你招手的對象其實是他。
我們去看兵馬俑。說老實話，我對於歷史上的事情並沒有太大的興趣。我所知道的歷史，說出來你會笑死。我知道李世民殺死了自己的親兄弟，但因為能夠聽大臣魏徵當面講風涼話，就成了個賢君。不僅如此，這項偉大的作為還可以讓後面的君主（武則天）像他一樣繼續砍殺自己的親人而依然維持太平盛世。到了李隆基，雖然沒做什麼壞事，卻因為泡在愛情裡太久就把大唐的盛世斷了。我又知道，清代的雍正帝連聽聽大臣講風涼話的功夫都省了，依然可以維持大清的盛世。後來的乾隆帝卻因為用了個會貪污的和珅就把盛世斷了。你現在很少聽到國家經濟會因為一個人貪污就變得不景氣或怎麼的。我相信，如果《時代週刊》在那時已經發行，一定會選和珅為當年的風雲人物。
我知道的歷史就這麼多，因此你別指望我會仔細聆聽兵馬俑的故事。對於導遊的口音，我卻很感興趣。她很努力用普通話跟我們講解，說著說著，陝西腔就跑了出來。我測試這規律性多次，發現屢試不爽。這讓我感到非常雀躍。到世界各地的古蹟去玩，我從來都沒弄懂導遊在說些什麼。過去我總以為是自己的語言能力太差，現在我找到了另一種可能的解釋。
對於兵馬俑，我也有不同的意見。我聽人說，他們的臉孔個個不同，我卻只看到四、五種面孔。不僅如此，後來我在西安的街道上還老看到他們。你每走去一個地方，他們也來到個那地方，就像不同旅遊團的人也常不期而遇。我在餐廳裡還碰到一個唐代仕女模樣的服務員。她的雙眼細細的，嘴唇小小的，兩頰卻圓圓鼓鼓的。
兵馬俑在那兒站了兩千多年，我持續站了兩小時就累了。離開那裡時，太陽出來了。圍上來兜售東西的人有點兒掃人興。有個小孩，頭理得光光的，坐在牆頭上喊：「兵馬俑一塊錢。」聲音好洪亮，要是秦始皇也在這兒，也許會徵召他當御前侍衛，我對他卻沒半點益處。有一會兒，我沒找著親戚。不久看到他提了一籃橘紅色的水果過來，那叫火晶柿子，只花五塊錢。我看著那籃水果，忽然有個老頭要搶我手上的寶特瓶。我把剩下的水灌進了肚裡，把瓶子交給了他。一只回收的瓶子值一分錢，親戚告訴我。
我們上了車。路邊的果園裡種的是石榴，現在葉子已經黃了，只有一兩個沒採收的果子吊在樹上。這是十一月天了，太陽還這麼好，我對這地方不由得生出好感來。難怪從西周開始，帝王就建都於此。他們坐在馬車上，曬著暖暖的陽光，跟我的感覺必然十分相似。十一月是個成熟而智慧的女人，她的一舉一動散發著令人難以抗拒的魅力。那一年，我也是在十一月回到久違的台灣，興起了回鄉定居的想法。
我們在臨潼的餐館裡吃中飯。不管這地方有過什麼歷史，現在它的街上擺滿石榴和火晶柿子。據說只有臨潼才長得出這種小柿子。吃的時候，你只要剝去頭上的外皮，然後像吃巨峰葡萄一樣把它吸進嘴裡去。時間已過十二點，車伕這時拉不著生意，便在自家的板車上睡了，有些人則聚在同一台車上打牌。
餐廳很快就上了菜。正餓著肚子的感覺可真好。菜一端上桌，筷子也一齊上。有一種山野菜，切得細細碎碎的，裡面有微微的酸味與辣味。還有千手佛與土豆，都切成絲條狀，長得令人難以相信那是從渾圓的瓜果上切出來的。上了那麼多道菜，我才發覺自己對陝西菜一無所悉。其實我對陝西人瞭解得也很少。親戚說，陝西人自給自足，很少移民在外。在台灣，我就沒進過一家陝西餐廳，也不認得任何陝西人。
宮保雞丁，我倒認識，是四川菜吧，平時我根本不敢碰。然而那滿堂紅的菜色只是看著辣，吃起來仍然帶有陝西菜微微的酸味。也許我餓了，餓起來什麼都好吃。記得我小時候曾經跟爸媽去西子灣看滑水表演。那天海上的風大、浪也大，表演遲遲不肯開始。表演結束了以後，我們挨著人慢慢走出場，坐車回市區去。等我們進了家牛肉麵店，肚子早餓了。每個人都誇讚自己的麵好吃，又禁不住懷疑是不是餓了才這麼覺得。不管怎麼說，吃得好就把人拉得近。跟我同桌的都是些親戚，有的頭次見面，有的一起從台灣來，平時卻不常見面。這時我卻份外覺得他們都是我的親戚，就像陝西菜與四川菜也是親戚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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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陝西人發生了興趣。我在車上和路上看著他們，在電梯裡聽他們講話。這是我第一次到中國大陸來，沒有人告訴我西安正在加速現代化的腳步，也沒有人告訴我在這裡會碰到一幫子陝西人。我曾經住在眷村，學會聽各種方言。每一省在我們村子裡頂多找得出一個家庭，我便以為自己聽到的是各省的模範語言。在陝西，人人都在講自己版本的陝西話，我找不出一個範本來。
我好不容易抓住一句話，還在心裡默唸好幾遍，講到了口裡卻變成河南話、山東話、四川話、甚至湖南話。有一天，我在街上聽到一個小孩用洪亮的聲音跟其他的小孩說：「你坐在那兒幹什麼？」其中「幹什麼」三個字特地拉了起來，跟我所聽到的陝西民謠很相似。我在心裡默唸了好幾遍，自信已掌握到陝西話的訣竅。後來我在親戚面前賣弄我的成績。他聽完愣了一會兒，然後告訴我，那是河南話。西安有一半的人是河南人，上回黃河決堤時逃難到陝西來的。
陝西人跟我同樣有個本事，他們到處都能睡。我們從臨潼回西安時正值午後，四處流動著驅人入睡的空氣。坐在車子裡，我看到清掃街頭的大娘坐在草坪上睡了。她們把手搭在膝上，頭趴在臂上，而且一睡就是兩個人，睡著了依然保持著隊形。收工的清潔隊員也保持著隊形，掃把都扛在肩上，腳步似乎也力求整齊劃一。在後頭的那個走起來十分費勁兒，他的腿有明顯的缺陷。
有些人蹲在走道上似乎也在睡，否則怎能夠蹲在那兒那麼久？兵馬俑具有各種身姿，唯獨缺的是這種蹲毛坑的姿勢。這是我對官式文物不感興趣的原因之一，你在那兒看到的都是被認為拿得出門面的東西。西方中世紀的那些以宗教為題材的畫，我也興趣缺缺。英國似乎是最早在繪畫裡畫出平民生活的。這恐怕一點也不奇怪，這跟英國是老牌的民主國家有必然的關聯。
我對這個城市產生了混合的感覺。我住過太多的地方，造訪過太多的城市，不可能再對任何地方發生一見鍾情的感情。我生長在台灣鄉下。幾十年來，那地方幾乎沒有任何改變。上個農曆年，我回去探視碩果僅存的幾個老友，發現回鄉的路上出現了車潮。我以為可以憑藉對當地的熟悉闖出重圍，卻把自己陷在窄路上動彈不得。我坐在車子裡，以漠然的眼神看著鄉下的改變。過去的荒地上如今聳立著公寓樓房，填去了的魚塘上出現了「百年老店」。年輕人穿著名牌服飾走在路上。在他們眼裡，那些建築必然早就存在於那兒，就像在我的眼裡，曼哈頓的摩天大樓早在印地安時代已經完工。
我住在酒店的十七樓，對面有一批大樓正在興建。每天早上天還沒大亮，我已經聽到施工的傳令聲透過擴音機傳到我的房間。我起身添加衣服，看到下面的慢車道上有灰色的影子以自行車的速度向前移動。走出酒店大門，我的雙手感覺得到空氣裡的冰涼。每個早上，我都會走過一個興建中的地下水道，走過一個工人的身旁。他的工作似乎只是站在人行道上抓牢一根繩子。起碼再次經過時，我仍然沒看到他鬆手。
路邊有許多軍事單位，有些單位的門口還有衛兵站崗。如果只看他們挺直的背部，你會想起解放軍初入香港的那個畫面。站立在對面的那個衛兵卻透露了這邊衛兵的模樣，原來兩人在愉快地交談。
著制服的工作在西安想必十分受到青睞。我走在人行道上，一隊著紅色制服的服務員迎面跑了過來，引領在前頭的是一面左右擺動的旗子。整隊人馬跑到了餐廳門口，我注意到還有兩個穿灰藍制服的人跑在旁邊。其中的一個人，臉上帶著笑容，到了門口就自行脫離隊伍，顯示這裡沒他的事了，那模樣讓我想起了我受訓時的輔導長。留下的另一位，兩手下垂後立即貼緊著長褲的騎縫邊。他做了個九十度轉彎，然後以口令要求全體隊伍向他轉去。如果不是他的陝西口音，我會以為他是台灣部隊出來的班長。他繼續發出向右看齊的口令──怪怪，還來全套的。其後的話我聽不懂。陝西話一拉高就像在罵人，我無法確定那到底是口令還是什麼。
我繼續走下去，背後又出現疑似罵人的陝西話。我走了一會兒，高亢的聲音也緊隨在我身後。我故意拖慢腳步，看到一個中年男人從我身邊走過，跟隨他亦步亦趨的則是一個小男孩，個頭挺高的，長長的脖子露在衣領外──常遭大人責罵的小孩似乎都長著那樣的長脖子。男孩身上穿的衣服並不多，兩手插進了褲口袋，唯獨那個長脖子卻無處可藏。
為什麼男孩這麼早就離開學校？也許是老師叫男人去學校領回的。每隔短暫的沈默，男人便罵小孩幾句，好像他已經上了癮，不由自主要這麼做；或者擔心孩子離開學校無事可做，便自行加重了教育題材。隔了一會兒，那男人蹲下來繫鞋帶，小孩才暫免於責難。我以為小孩會像解去魔咒般突然脫逃而去。然而他只是站在男人身旁，保持既不遠也不近的距離。男人繫好鞋帶以後，直起身子來，看了小孩一眼，決定把剩餘的氣繼續發在他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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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我也認識一個這麼嚴厲的爸爸。他家的老三是我的同班同學。老三平日威風凜凜，只有他爸爸出現的時候才一溜煙跑掉。我們常在門外聽到他爸爸拉高嗓門罵人。如果我受了老三的氣，會希望正在挨罵就是他。
有一天，我和老三一起擔任值日生。放學後，我們留下來打掃教室，卻拿起籃球來玩。我們把籃球重力拍在地上，球反彈跳起，穿越橫樑上方的空隙，重新跌落地面。這樣反覆玩了幾遍，我逐漸感到乏味。老三說：「再玩一遍，我們就回家。」這次他把球重重拍在地上，反彈的球把懸掛在橫樑上的燈座擊落下來，兩支燈管落地，發出清脆聲響，當場摔成粉碎。老三的臉色立即轉成土灰，我的臉色也好看不到哪兒去。回家的路上，我們都不言語。分手前，老三才對我說：「你明天不會講吧？」
第二天，老師一詢問，我就從實招了。老師說，球是你們一起玩的，一人該賠償一支燈管。我覺得自己受了冤屈。「那隻球是他丟的。」我說：「我已經不想玩了。」沒有用，我還是得賠償一支燈管。放學時，我和老三都不想跟對方講話。他只說：要賠你自己賠，便揚長而去。我看著他挺直的背影與拉得長長的脖子，想到他嚴厲的父親。我沒有時間為他著想。一支日光燈管大概要一百元。這下我完了。
吃晚飯的時候，媽媽問我學校裡發生了什麼事，她說她一看我的臉色就看出問題。我很快在爸媽的面前招了。日光燈其實是老三砸的，我說。爸爸卻沒說什麼話。飯後，媽媽走進我的房間，她說，她跟爸爸商量，他們願意賠償燈管，要我去問老師該賠多少錢。
老師說，我們只要各賠十塊錢就好，剩餘的由學校出。我聽了舒了一口氣，相信老三也舒了一口氣。放學時，老三留給我的卻是同樣的狠話：「要賠你自己賠！」快分手的時候，他又說：「你喜歡賠，兩支都交給你賠！」這下我又完了。要是他不肯賠，老師會不會叫我賠兩支？我不敢把這事告訴爸媽。
第二天，我把錢交給老師，是趁著老三不在的時候時交的。老師說，她會開個收據給我爸媽。把收據交給我的時候，老師又當著大家的面問老三，他跟爸媽講了沒？老三說，他講了。我暗自吐了一口氣。第二天，我從他弟弟那兒探知，老三根本沒跟他爸爸講。他弟弟說：「想叫我們賠，門兒都沒。」那語氣跟老三一樣狠。兩三天過了，老師沒有再來找老三麻煩。我想事情已經了結，並且怨嘆自己太老實、沈不住氣。
有一天，老師突然當著大家的面叫老三去找訓導主任。他站了起來，狠狠瞥了我一眼。快下課的時候，老三才回教室。進來的時候，他臉色是蒼白的，話也不吭就往座位走去。老師本來想開口說什麼，看了他一眼又止住了。下課時，我儘量坐在座位上不動。後來我憋不住尿，往廁所走去，擔心在那裡會被老三逮著。然而甚麼事都沒發生。我回到教室，偷偷向老三瞥了一眼，發現他一直坐在那兒。過了一會兒，我假裝從書包裡取東西，又瞥了他一眼。這下我看到他把右腿擱在書桌下沿，同時用手摳著腿上的疤痕。到今天，我都記得他那麼執意地摳著自己的疤痕，好像那是一種只有他自己才懂得享受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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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開始記下在這裡所看到的事情。我只能利用有限的時間斷斷續續地寫。一開始，我無法確定自己要寫什麼，甚至為什麼要寫、往哪個方向寫去。我在寫的時候，與我相隔十七樓的地面不斷發出汽車的喇叭聲。坐在台北的公寓裡，我可以聽到更刺耳的聲音。這裡的喇叭聲比較低沈、也比較頻繁，像是一群遇到麻煩的小動物，發出此起彼落的哀鳴。接著我聽到拉得相當長的喇叭聲。我沒有理會它。這種個人主義、自我膨脹的聲音很快就會自行消失，我認為。然而它並沒有消失。也許那是個警訊或什麼的，我得去窗邊探個究竟。
起先，我沒有看到任何異狀。擾人的喇叭聲停止了，往城郊方向行駛的車子也呈現停滯狀態。然後我看到一個人影，快速越過大卡車前頭，走向停在一旁的計程車。他把計程車門拉開，企圖把裡頭的人拖出來。被他雙手抓住的那隻手臂卻沒有就範的意願。因此，你看到這三隻手呈現了拔河的狀態，偶而還出現第四隻手，企圖為車內的這隻手解套，卻達不到目的。隔了一會兒，計程車外多了一名壯漢。我的注意力曾經轉移到圍觀的人，沒注意他是怎麼出現的。
畫面變得複雜了起來。壯漢一手便將卡車司機推開，後者又衝回來，再度被壯漢推開，接著又衝回來，……。使蠻力得不著結果，卡車司機便遙指著計程車罵將開來。原來像姜子牙那麼沈著的司機居然經不住罵，這時也從車子走出，學著對方拉長了手臂，伸直了食指。我聽不到聲音，卻可以想像兩人在對罵，使用的也許是西周時代便流行的罵詞。
不再有新奇的事，我決定走回書桌，反正地面上還有一群人為我守著這齣戲。不久我聽到警報器聲響。由於聲音雷同，我誤以為開來的是紐約市的警車。我的判斷沒錯，確實是部警車，出現的速度令人刮目相看。兩位司機顯然缺乏我所具備的歷練，或者雖然有，一時還反應不過來。公安人員現身後，也沒有馬上行動，只是伸出手來比劃了兩下，或許還吆喝了兩聲。我以為他們會像秦皇護衛一樣威武，他們卻表現得如我所熟悉的紐約警察。奇怪的是，兩位司機也開始表現得如守法的紐約市民（在警察出現的時候），這證明我先前對局勢的評估是錯誤的。總之，事情對我來說算是結束了，我又回到自己的書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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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大會晚宴出來，決定不馬上回酒店。我渴望多看看這裡的人和物。這變成了我的需要，而不只是好奇。我對附近的肯德炸雞店發生了興趣。在待過的城市裡，我都存有炸雞店的回憶。第一次知道這樣的店，我才剛到美國，前往一位教授家參加野餐。我看到同車的人從店裡捧回一個巨大的紙桶，無法想像裡面裝的是什麼，直覺得不會有好吃的東西。後來，我們自己出外旅行，才真正光臨了這家店。肚子餓的時候，炸雞真好吃。我爸爸也喜歡這個店。那一年，我們全家一起旅遊，包括我兩歲大的女兒。我爸爸喜歡吃的是比奇餅。那時他還叫不出這個餅的名字，直到同樣的店出現在他家附近，這可是十多年以後的事。
我只點了一杯飲料，目的在觀看而非進食。然而炸雞店就是炸雞店，在哪裡看都是同個樣。唯一不同的是，飛過千里天空，我卻來到一個可以使用自己語言的炸雞店。我本來不覺得這有什麼特別，直到我坐下來，看到兩個白人加入點餐行列。我猛地想到，在這裡他們才是外國人。在美國，在歐洲，甚至在新加坡，我都習慣使用英語點餐。我以為英語是這個連鎖店的官方語言。我還清楚地記得，自己初次使用生澀的英語來點菜的惶恐。在這裡，我卻可以大方地講自己所熟悉的語言，雖然我仍然無法猜測對方的心裡在想些甚麼，這可是很奇怪的感覺，我跟你說。
走出炸雞店，我仍然不急著回酒店，便朝相反的方向走去。馬路一過路口就變得十分狹窄。擁擠的車道、熟悉的街景讓我幾乎失去往下走的興趣。一些我沒看過的商品名稱，如「夫妻用品」，吸引了我。這裡小店的店面都很淺，你一眼就可以望到後面的牆壁。即使如此，每個店裡仍然有人守著，多半是年紀不大的姑娘。有個小店的牆上貼著我看不懂的商品廣告，跟我小時看到的十分類似。它們都太複雜，太不容易一目瞭然，而且反正都過時了。
我看到一條巷子，裡頭點著燈，燈光如果在唐代也許還算明亮。巷道一走進便有緩緩的坡度，時代卻倒退起碼十年。這裡很熱鬧，有好幾家小店，都沒門面，也沒招牌。店裡只有三、四步深，卻坐滿了客人，個個都像變了裝的兵馬俑。小店的外頭起著熊熊的爐火，上面的鍋子冒著濃濃的白煙，店東則在一旁忙著，讓人覺得有源源不絕的客人要來，雖然每個店一次能容納的不超過十人。
我從來沒有在書籍裡讀到對這類小店的描寫。在水滸傳、金瓶梅或者現代人拍的古裝片，每個店家都有充裕的空間，可以讓人一言不合就比起武來，一動拳腳就踢翻整排桌椅。你從平劇裡得來的印象也是如此。沒有牆壁的舞台讓你想像到一望無際的廳堂。舞台上雖然只擺著兩張桌子，坐著正反兩派角色，他們卻看不到彼此，也聽不到彼此的聲音，即使其中一方的談話都把觀眾逗笑了。這些跟外省人在台北所開的小店很不相同。你會覺得，那些把自家房間弄出來的小館是走投無路的落難客所發明的產物。
帶給我最多誤解的是平劇。在裡頭，動作最誇張、衣飾最複雜、行動最勇猛的總是帶兵官。他們永遠騎著最難駕馭的馬；你看他左一下、右一下，就是抓不住馬僮為他準備的鞭子。打仗時，他們永遠表現得最賣命。麾下的士兵抓著藩旗，快步跑了半圈，就回後台抽煙去了。舞台前頭的兩個將軍卻打得難分難解，連敲鑼打鼓的師傅都不免要偷閒找口水喝。帶著這樣的誤解，我常常在國外的會議室裡搞錯與會者的身份。我總以為，那些塊頭大、臉孔嚴肅、戴著眼鏡、忙著翻東翻西的人便是長官；在一旁個子肥短、顯得無事可做、眼鏡擱在桌上的人便是屬下。這樣的判斷經常讓我錯失跟重要人物談話的機會。
再走下去，巷道不再明亮。我以為已走到巷尾，卻發現原來的巷道一分為二。直走的巷道變得狹窄，看不出路還有多長。右轉的路深邃無比，雖然同樣幽暗無光，人卻往裡外走動。我放膽向右走去，步伐因路況不明而變得遲緩。迎面走來一個姑娘，腳步絲毫不見緩慢。我知道在她眼裡，這巷道依然保持白日的模樣。我處於明顯劣勢，便知難而退。這時有車子向我開來，明白告訴我，裡頭還有很長的路可走。然而我也獲得好處，剛才經過的小店已變得光明無比。我看到一個老頭坐在小雜貨舖門口。他把凳子當成置放食物的桌子，自己則坐在石階上進食。看他手持碗筷的姿勢，你會覺得他少時曾勤練書法。
另一位大娘則坐在路對面的牆邊。那裡有塊大石頭，現在成了外牆的一部分。她坐在那裡，許久沒有動靜，大概是累了，因而睡著了。椅子似乎是這裡缺的東西。過去，我們在屋外乘涼的時候也常有這個問題。只要有大人走出，爸媽就叫我讓位給他們。後來我根本不想坐在椅子上，免得一坐下，就有人叫你站起來。然而這裡沒有小孩，也沒閒著的椅子。這位大娘坐在那裡等什麼？在等著客人離去，才能回房休息？
重新走回大馬路，我突然想到，在這個巷子裡我找著了想像的中國。年少的時候，靠著一些不明確的訊息，我對兩個國家產生了奇想。其中的一個是美國。透過黃昏所聽到的西洋音樂以及假日所看到的美國電影，我想像在那裡會看到橘黃色的雲朵飄在天空上，灰藍色的海水躺在淡淡的霧靄裡，摩天大樓的背後閃著此起彼落的小亮點。與美國印象同樣深刻的則是中國，那個一直被課本宣揚為我的祖國。有好長一陣子，我卻相信自己永遠也沒機會看到她，或者即使看到了，也見不著原來的模樣。我的中國是在週六下午寫國文作業時成形的。那時我才從學校回來，穿過我家附近的小巷子，聞到剛起出的蟹殼黃所發出的香味。我內心裡的中國便成了一條接著一條狹窄的巷子，裡面永遠冒著濃濃的白煙，飄著讓人感到飢腸轆轆的食物香味。對於美國的印象，我去了以後才曉得，那只是我心中的影像。對於中國，我不需要任何掙扎就相信，那根本是我的幻想。奇妙的是，我在西安卻找著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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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會議結束了。我曾經參加很多這樣的會議，沒有一個我特別喜歡。我總是坐在周遭都是陌生人的會場，演講者與聽講者往往初次使用英語溝通，或者是長期的失敗者。我坐在那裡，鼻子裡吸著地毯上所發出微微的霉味，喉嚨裡灌進冰涼的白開水。我研究著人們的鏡框，暗自驚訝它們在我不熟悉的臉上製造出那麼奇特的效果。西安的會場帶給我的卻是另一種不自在。恐慌的演講者，打上螢幕的第一張投影片就引起底下輕微的嘆息。兩個聽眾在自行講話，講話的聲音越來越大，終於被前頭的人制止。不，並不是這些問題。問題在於，會場上泰半是中國人，他們卻化裝成那些一向困擾我的外國人，臉上掛著冰冷的表情，走過身邊時毫不理會你以及他自己的存在。
這樣的困擾直到我的報告結束後才告終止。一個學生模樣的人走近我，那時議程已經結束了。他沒有做任何佯裝就用普通話跟我交談，話裡頭有明顯的口音。後來我問他是哪省來的。湖南嗎？我猜對了。我們談了一會兒。旁邊還有另一個人在耐心等待。我的臉剛轉過去，他立即插上了話。我建議我們步入大廳，去喝一杯會場準備的咖啡。除了我以外，其他人對咖啡的興致都不高。我在那裡碰到一位上海來的教授。我向他抱怨這個酒店的房錢太高。他說國內來的人都不住這兒，還告訴我在中國連房錢都可以還價。我們從酒店的房錢談到商品的價錢。講話的氣氛越來越好。我不得不請求告退，我還要跟親戚見面。大家呈現出諒解的表情。回酒店的路上，我沒有看到什麼有趣的事，也許我的心還駐留在之前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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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親戚了，他們是我的表舅和表舅媽。去機場接我們的則是我的表弟，他們的兒子。對於去看長輩的親戚，我有種奇怪的感覺。以前住在鄉下時，我幾乎見不著任何親人。後來搬到台北去，我突然有了親戚，還有爸媽在大陸上結識的朋友。有一陣子，我分不清這些人是真正的親戚還是爸媽的舊識，反正我一年只見到他們一次，就像一年只看得到一次外國來的馬戲團。
我去看他們的時候多半是舊曆年。那時候，天已經冷了。我跟著爸媽坐公車從台北的一頭往另一頭去，兩頭都是荒涼的郊外。下了公車，我們在孤伶伶的站牌旁打量一會兒，不確定還有公車可以搭，畢竟那時是舊曆年，我們便改坐三輪。三輪車上更冷，在上面看到的郊外更荒涼。我們去探望的人家座落在坡地上，那裡擠滿了眷村房子。你站在那兒，看得到遠遠的高樓，看得到這城市的變化。坡地上的房子卻好像可以躲在那兒，永遠都不需要改變。這就是我所記得的，永遠是那寒冷的舊曆年、荒涼的郊外、變化中的台北。
這也是我對當時台北的印象。不管你走到哪裡，郊外的景象總迫不亟待展現在眼前，柏油路也很快變成了泥濘路。你每去一個地方，看到那裡正在修路，估計下次去會方便得多。下次去，朋友已搬到另一個地方，另一個讓你覺得不便的地方。這也許是為什麼那時的人都往國外跑，跑向那些已成形的地方。我自己無意中也在這麼做，直到我住進發展得飽和的城市，體會到那兒也有自己的問題，而且可能更嚴重、更無可救藥。
我回到台灣以後，台北改變了，荒涼的郊外已不再處處可見。有一天，我突然想看看離別前曾造訪的一家航空公司，那時還座落在城市邊緣。不曉得為什麼，我渴望再度看看那地方的模樣，或許我只是想重新感受那即將遠離家鄉的情緒。航空公司依舊在那裡，卻像兩旁的公司一樣，擠在交通繁忙的大街裡。舊曆年的時候，我不再去拜訪這些長輩們。以前爸媽帶我去見他們，可能是藉著晚輩拉近他們在異鄉的距離，增強他們在感情上的相互依存。現在這些小孩都大了，擁有可以不見人的權力，因此誰也別想見得著誰。我只有在喪禮上才會見到某些長輩。他們看到我，露出許久沒有見面的那種欣喜。我卻打了個照面便匆匆離去，因為我要趕著回去工作，媽媽總這麼為我解釋，他們也做出十分理解的模樣。我開始明白，那些我過去以為年紀很大的人，那時其實正值壯年。只有壯年人才有足夠的體力與傻勁要求世界依循他們期望的方式運轉，因此才那麼讓小孩生畏。
現在我在西安見到了從未謀面的親戚，我的爸媽倒見過他們幾次。他們已經退休了，住在劇烈變化的城市裡。變化的痕跡十分顯著。兩條寬敞的馬路在附近劃出一個大型的十字路口。馬路旁站立著一個碩大的體育館和一棟雄偉的圖書館。據說蒙古獨立以後，西安取代了蘭州成為中國的地理中心。這個與失土連結的事實可能不好用言語表達，只能用高大的建築顯示，讓人想像每天早晨與黃昏，當太陽斜斜照射的時候，建築物的投影會長長地拉到這個國家的邊界去。
以前我每去一個親戚家，就得忍受他們把電冰箱打開來，把新買的電鍋端出來。表舅與表舅媽也有這個衝動。然而他們在做這些事之前會提醒我，他們的退休金可不如我爸爸那麼多。他們還告訴我，這裡的一塊錢可以買四個饅頭。這時候，我卻透漏了自己並不知我爸有多少退休金。事實上，我報了一個自以為的數字，表舅卻反過來糾正我。後來，他們要我走進廚房裡，看看對面那大得嚇人的體育館，又要我從臥室的窗子看一條正在修築的高架道路。
我們在表舅家吃市場上買來的大匣蟹。我的表妹夫，自恃採買有功，被問及調味醬裡該放什麼作料，開始向大家抱怨他在家裡可一點發言權都沒。這樣的撒嬌當然得不著同情，還被表舅媽搶白了一頓，要他弄清楚自己在什麼人家說出這等話。你大概已經注意到，我所有的親戚都是表字輩或舅字輩，都是我媽媽那邊的親人，也都是湖南來的，現在散佈在世界各地。大家都說湖南人的意志力最強，這倒不勞別人來告訴我。我媽只要打定主意，永遠都可以讓我就範。我就接口說，我和表妹夫都是湖南人的受害者。我是上半輩子的受害者，他則是下半輩子的受害者。
話題便這麼拉到我媽身上。表舅媽說，她記得去年在長江三峽的船上，每早一定會看到我媽沿著船緣步行個上十圈。表舅媽又說，倒是我爸爸，外表很有威嚴，其實是個好好先生，跟老北京人一個樣。表舅媽自己也是北京人，容易對我爸產生好感。我的表妹笑著說，他們上華山的那一年，兩個老人都發現自己有懼高症。我媽一手牽著我的表舅，一面吩咐我爸緊跟在她身後。最後一段山路特別驚險，兩位老人說什麼都不肯上了，只有我媽還跟著人繼續走。這話無形中把表舅和我爸的距離拉近了。表舅對我說，我爸都九十多了，身體還那麼硬朗。我說，大概是他年輕時行軍得多吧。表舅又笑著說，我媽曾經提醒他，要他少提共產黨的事。當年為了追共軍，我爸可走了不少路。表舅又說，我爸跟他講，要是那時他們那邊有決心，早就把共產黨給滅了。這樣的說法我也聽爸爸講過。他說，派系軍人考慮的都是如何保存自己實力。共產黨來了，就虛放幾槍，讓他們過去。這些話我只聽在心裡，從不去考慮它們的真假。沒有辦法被事實否定的講法便永遠享有不可被否定的生存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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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昏前，我們趁著天氣好出去散步。表舅家旁邊有個非常大的廣場。走在那裡，你一邊看到的是把自己團團圍住的體育館，另一邊則是一棟棟大樓，紛紛向上竄出，好像踮了腳尖要窺視體育館內部動靜。繞過一個彎，你可以看到一條大馬路，上面的好幾排法國梧桐被九十度的觀察角度壓縮成一片緊密的樹林。街角有一個體育用品店，街對面則有一些其他的店，躲藏在繁忙的樹幹與樹葉後面。這景象會讓你想起印象派的畫，莫內或者雷諾瓦的。
我們坐在廣場邊的陽傘下。氣溫正慢慢降低，陽光也轉成橘黃色。這時如果有一杯咖啡在手，正可以把體內剩餘的能量燒光。然而這裡不是巴黎，這裡是西安。不一會兒，有個賣山楂葫蘆的中年人騎了腳踏車過來。我們向他買了幾支。我吃著葫蘆，一面打量附近坐著的兩個少年人。對這裡的人，我並不熟悉，無法從外表判斷他們的年齡與身份，也無從想像他們在談些什麼。陽光映在其中一個少年的臉上，更彰顯他臉上愉快的神情。然而他們在談些什麼呢？我很想知道，我只能從自己的經驗來推測。
我記得初中時曾經跟幾個要好的朋友相約去逛商展。那時候，做這種事只能跟要好的朋友去，你在假日的行蹤才不會洩漏，放蕩的行為也不會被老師當成罪狀處理。逛商展可真受罪。幾小時下來，我們既找不著地方坐，也買不到像樣的東西。商展裡的東西不是貴得買不起，就是壓根兒用不著。最後，我看上一支壓克力做的小刀。小姐說，這可以用來拆信封。為什麼要拿看似匕首的東西拆信？小姐回答，外國人都這麼做。她還笑著示範給我看。我付了錢，滿面通紅地離開她。我對她挺有好感，卻知道根本接近不得。她已經不用上學了，我仍然在那裡苦哈哈地讀書、準備考試，而且連裁紙刀長得像甚麼樣都不知道。
這就是我的少年經驗，聽起來挺無聊的，現在我連想都不願意再去回想那段日子。那麼，坐在我斜對面的少年人在談些甚麼？兩個人坐得離我這麼近，我卻無從得知他們在講些甚麼，這可是挺磨人的事。也許他們在談自己的前景。年輕人在一起除了談前途還能談甚麼？恰巧我的表弟也談起他的前景。表弟已經在國營單位擔任管理的職位，對自己的前景卻不如我所想像的那麼樂觀。表弟說，他想去國外讀書。這想法說出來便嚇了我一跳。表弟繼續說，美國或英國的學費貴得嚇人，紐西蘭的學費倒合理，他想去那兒唸四年書。
我突然理解到，在這個一塊錢可以買四個饅頭的地方，你唯一感到缺憾的是不能出國去，去那些必須花數十倍錢才能買一個饅頭的國家。你如果想出去，立即面臨的問題是機票錢，那可是依照其他國家的饅頭錢換算的。這正是我年輕時面臨的困境。那時我很容易把情況看得比實際悲觀，很容易相信自己已經跟世界脫節甚遠，而且不可能在此生中看到轉機。這樣的困境讓我不樂意跟別人談自己的前景。有什麼值得談的？大家面臨的不都是同個問題？
離開台灣的那一年，我並沒有向自己的朋友辭行。將走的那個月，有兩個小學同學來家裡找我。他們邀我一起去城裡玩。那時台北的景氣正在攀升，處處都有度夜生活的消費場所。我隨著朋友搭乘一個狹小而擁擠的電梯上了八樓，那裡有個寬敞的西餐廳，裡面坐滿了年輕人。嘈雜的聲音充塞在密閉的大廳裡，我們必須拉高嗓門才能讓彼此聽到。我說我要出國了，他們聽了並沒有顯出吃驚的表情，也許嘈雜聲阻止了彼此表情的傳達，也許他們已經從別處聽到這個消息。我透過自己的宣示卻突然明白，我真的要離開這裡了，離開這個充滿了嘈雜和擁塞的城市。分手時，我要求跟朋友平分花費，他們卻婉拒了我。雖然並沒有人明說，那次見面就算是他們為我送行了。也許那時我們都還不明白離別的意義，後來我們也沒有再見到彼此。
在這麼談著時，我發現兩個少年人已經離去。太陽的熱力繼續在減弱，空氣裡的涼意悄悄地滲入皮膚。有一位行乞的老太太突然走到我們身旁。其實，剛才在散步時我已看到她。老太太的全身裹著團團的黑衣，頭上也包了條黑色的布巾。那時我們步行得快，並沒有以她的出現為意。現在她站在我們的桌旁不走。其實只要給些零錢就可以讓她離去，我們卻沒那麼做。
第二天黃昏，我經過廣場，看到另一個老頭站在一家餐廳旁邊。他的額上積著皺紋，唇下留著山羊鬍，身穿棉襖大衣，過去我常在宣傳海報上看到相似的模樣。他合著雙手，好像在跟人拜年，接著又攤開來，期望手掌上會多出個什麼東西，那些進出餐廳的人卻沒做出配合的動作。人離開以後，老頭又坐回原來的石階上，直到另一批人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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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開始變涼了，提醒我離去的日子也近了。十一月中旬，表舅對我說，連接到他們大樓的地下管道會準時送出暖氣來。華山不能去了，去那兒我們只能看到近在咫尺的雲霧。街上突然多了一種冬日來臨的氣氛，這是冷天前走近蟻窩也能體會到的感覺。日本餐廳門口仍然站著一對少女，著和服的她們看起來有些畏畏縮縮。附近有個人在騎樓下以叩頭的方式行乞。路過的年輕人，許是海外來的，把手伸進褲口袋，卻被身旁的中年人攔下接續的行動。一個身上扛著大口袋、穿得頗為邋遢的男人從我身邊走過，我打聽出那是給人做土木工的。還有一群人圍在一台板車旁，有個男人從成堆的紙盒裡取出刮鬍刀來，剃自己的腮膀。表弟告訴我，板車上擺的是冒牌的進口貨，一旁站的其實都是幫襯的人。每從觀光景點出來，你就會看到一群女人和小孩站在涼風裡，手上拿著任何攤子都買得著的觀光地圖。站在大雁塔裡，我想像著四周即將鋪滿暟暟的白雪，想到玄奘是否在冬季興起了行走印度的念頭。碑林裡的石碑顯得冷冰冰的。真有人在結冰的硯上磨墨嗎？想到兩樣堅硬的東西相互滑過，我就會感覺到那撕裂耳膜的聲音。
在碑林的附近，我們上了西安城牆。站在堅實的牆壁上緣，那時暮色正濃，烏雲遮蔽了天空，沒有夕陽的景色可看。如此堅固的防禦工程，設計者以為會激起皇帝共存亡的決心。哪知安祿山從東邊攻破潼關，玄宗便興起投奔蜀地的念頭。問題在體制，不在城桓，也許有人會這麼說。我對於人間的事理卻沒甚麼信心。體制容易崩壞，城牆也終究可破，就像冬天終究要來。我想到好多人還有個寒冬要度，而我就要離開這裡了。
我們向鐘樓廣場步行而去。在一家百貨公司前面，我再度看到一群大娘叫喊著我聽不懂的話語。現在我知道她們來自四川，站在那裡呼收集衣服帶回去縫補。這個在台灣已經絕跡的手藝，聽說有一度曾應用在玻璃絲襪上。手藝的特色是從原衣物抽出絲線來，將之縫補在洞口上。我看到她們竟日得不著生意。我想起那些拉板車為生的人，那些收集寶特瓶為生的人。經濟的原理告訴我們，資源應該交到有能力的人手上，如此才能夠被有效運用。這卻意味著那些沒能力的人，或者準備不充足的人，可能會面臨淘汰的命運。也許我們是倖存者的後代，沒有體會到這遊戲的殘忍，也聽不到當事者的悲鳴，然而我們不可能不看到歷史的一再重現。
我們在餐廳裡與表舅一家人會合。這也是我們在西安最後的一個夜晚。羊肉泡饃是我們叫的一道菜。趁著在那兒慢慢地把饃剝成碎碎，我們又把話題拉到了不在場的親戚。我的表舅有很長一段歲月沒有見過自己的父親。在他出生之前，父母已經分手。母親生下他，便把他棄置在田裡。姥姥把他撿了回去，將他撫養長大。近年來，他的父親去函老友，才找著了他，並且見了面。其後沒幾年，他的父親也去世了，我們與表舅的親戚關係卻存活下來。
表舅看我喜歡吃羊肉泡饃，很高興地說，我雖然生長在口味完全不同的地方，卻跟我爸爸喜好相同的食物。表舅媽也說，我該帶些泡饃回去當晚餐吃。那時我還不知道有適合快煮的泡饃可買，立即回嘴說，要是我弄這磨人的東西當晚餐，第二天家裡立即多了具屍體，餓死的！這話不知怎麼把大家都逗笑了。後來表弟還特別跟我說，我平常不怎麼講話，講起話來倒挺幽默的。我忘了告訴他，其實他爺爺才幽默。我還跟著偷學了些笑話，講給自己的朋友聽。
走出餐廳的時候，外面在下細細的小雨。我在同緯度的地方待過，問表弟這雨到明早會不會轉成冰雨？他說，看溫度大概不會。我們走進鐘樓廣場，迎面而來的仍然是在那裡賣花的小孩和老人。前幾天，我們經過那裡，其中一個男孩特地擋著我的路，將一束玫瑰插進我的褲袋裡。這情況讓我的表弟看到，還兇了他一句。那小孩反過來質問，這麼多人，為什麼只兇他？那時我聽了只覺得好笑。今天他們站在細雨裡，顯得有些無精打采。陪著他們一起的老大娘更顯得有些茫然。原來他們跟我們一樣喜歡人多，現在的廣場上卻沒什麼遊客。我們跟表舅和表舅媽道了再見。我囑咐他們還要到台灣去。表舅說，會，當然會，還要給你帶泡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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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西安的早晨，天整個變了。我們坐在表弟安排的車裡。他堅持送我們到機場去。我們在這個城市待了幾天，沒有一天像離去時那麼狼狽。也許我們不曾在上班的時候活動，沒有體會到當地人的生活實況。我們的車子塞在車陣裡。車外下著雨，這是不打算討人喜歡的雨，像是有人掉下臉來，準備跟你大吵一架。街上出現的都是自顧自的景象，沒有車子準備讓出空間給其他車子。玄宗在出走時是否也如此狼狽？當初離去的皇族大臣，臨走前哭哭啼啼，誓言要返回故里。等到他們在安定的地方立足，恐怕早已忘懷先前的承諾。兩千年來，陝西人早已習慣帝王來來去去。王朝大舉東遷，陝西人卻羈留故里，默默忍受被歷史遺忘的難堪。百年之後，梟雄再起，兵戈重現，主流回歸關中。如此反反覆覆，陝西人依然故我，從不做移民他鄉打算。
車子往高速公路開去，現在我看清了來時經過的道路。那只是一片鄉間景象，浸在雨水與寒風裡。高速公路的路牌依舊出現了臨潼與寶雞的字樣，現在這些地名對我卻有意義得多。下了車取行李，我感到西安郊外的寒涼。我的腦子裡閃過年輕時曾隨著兩個長輩在陰冷的陽明山上行走，其中的一個是我表弟已去世的爺爺。這影像只在我的腦裡盤旋一會兒便隨風而逝。
表妹與表妹夫要飛往廣州，我則飛往香港。入關前跟大家匆匆分手，我感到有些措手不及。情急之下，我不知跟表弟說什麼，便重複了先前跟他爸媽說的老話。此行一路上有親人在旁叮嚀，我常覺得囉唆，現在我可是隻身一人了。檢驗證件時，我發覺自己少寫了一張表格。回到櫃臺邊，我看到親人站在遠遠的關口向我揮手，我也抬起臂膀來向他們揮手，突然明白自己真的要離開這裡了。放下了手臂，我繼續填寫表格，發覺連自己的名字都寫不工整。
我在香港停留了幾天。本來香港才是此次旅行的重點，我卻把大多數的時間花在旅館裡。中國與香港都是我從來沒有去過的地方。前者意外地透支了我的心神，我沒有精力再去探索另一個缺席甚久的地方。我每天花很長的時間寫下還記得的事情。我知道我只是為自己而寫。我的一生在無休止的過渡時期走過，我不代表任何人，沒有立場為任何人說話。我知道，有一天，我的周遭都安頓下來的時候，我已經不在那兒了，所有我這一代的人都已經不在那兒了。